“子文,这信你确定没翻改一个字?”——1936年8月15日拂晓,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里压低嗓音问道。昏黄灯光下,点头,神情却并不轻松。
事情发生在前一天下午。宋子文正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预算报表,机要秘书递来一只牛皮信封。落款只有三个字——毛泽东。那一刻,他的手指僵在半空。要知道,南京对延安仍悬着“剿共令”,国府要员若与中共私通,轻则革职,重则性命难保。宋子文瞥见走廊无人,连忙锁门,拆信。短短二百余字,却句句锋利。读完,他没有焚毁,也没有藏匿,而是连夜登机赶往南昌,把信交到蒋介石手中。
宋子文的选择并不意外。表面看,他是国民党银行总裁、财政统帅,更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兄长;私下里,他一直密切关注红军动态。早在1936年春,他就托同学董健吾赴陕北探路,试探红方对“共抗外敌”的态度。董健吾回沪时带回一份口信:中共愿谈,只要停止内战,对日一致。宋子文据此撰写备忘录,呈送蒋介石,却迟迟未获批复。如今毛泽东直接致信,他自然要第一时间递交,以免被人抢了头功,也以免被人暗中诬陷。
蒋介石接过薄薄一页信纸,先是沉默。片刻,他忽然大笑,放声之大,连门口卫士都一惊。笑声并非轻蔑,而是复杂情绪的宣泄。细看信件,毛泽东先以“十年分袂,国事全非”叙旧,随后直陈五条:停内战、组国防政府、红军北上、释放政治犯、改革经济。字字简练,却直逼要害。蒋笑,是因为毛泽东对国民党软肋了然于胸;更因为信里对宋子文不吝溢美——“先生邦国闻人,时有抗日绪论,甚佩甚佩”。这在蒋看来,既是抬举宋子文,也是在敲打自己。他一边把信折好,一边说:“润之会写文章,这顶高帽子扣得不轻。”
话虽带戏谑,蒋心中却明白,国内外形势已经逼到墙角。九一八的教训犹在,华北危局再度升级。1935年《何梅协定》签字那天,蒋在日记里自嘲“忍痛饮鸩”。而1935年12月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直接炸醒全国舆论,他无法再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自圆其说。红军长征胜利进驻陕北后,川陕甘民心渐趋稳定,若内战持续,东北、华北恐再丢更多城池。蒋深夜独坐,曾对侍从悄声感叹:“再退,江河皆不可守。”
因此,毛泽东的来信让他看见另一条路:把红军暂时从对手变为前线盾牌。蒋清楚,这封信一旦传开,“剿共”口号将被动摇,但他更看重外部威胁。笑过之后,他立刻召见陈果夫与何应钦,要求起草复电,口径只有一句:“原则可议,治安须稳”。陈果夫皱眉,何应钦抢先一步说:“委员长,若真停内战,军饷如何发放?”蒋一挥手:“钱的问题找子文。”这又使宋子文暗自叫苦——谈和事小,筹军费事大。
宋子文随后返沪,与宋美龄通气。美龄劝兄长“莫当墙头草”,宋子文苦笑:“此刻要紧的是国难,不是家法。”他安排密电给董健吾,通知对方“前次五点建议已达委员长,续议期在九月”。董健吾转告周恩来,周回复:“谈判不拒,地点不限,先释所虑为要。”这“所虑”指的正是东北军出战无立场的尴尬。宋子文体会到,若无张学良点头,任何纸面协议都是空谈。
于是八月下旬,他亲赴西安,面见张学良。两人在兵谏纪念碑前散步,宋子文直言:“少帅,仗总要打,内仗外仗先分个轻重。”张学良沉吟:“红军北上能挡住小鬼子?”宋子文摊手:“挡不住也得试。总不能把枪口对着自家人。”这番交锋未见文字记录,却为随后“西安事变”埋下伏线。
蒋介石之所以在八月那一笑后仍然举棋不定,根子在“军统系”与“CC系”的强硬反共声音。汪精卫、戴笠都担心红军得到喘息,反对停剿。蒋需要时间平衡各派,更需要一纸令东北军、红军、中央军都能接受的框架。因此九月谈判前后,他故意让消息只在极小圈子流动。南京城里,副官凡是提到“和谈”二字,都要先签一份保密协议。
九月初,宋子文带着蒋的口头三条:“红军改编;指挥归中央;对日同线。”周恩来则坚持必须“政治犯先放”。双方在古书店改装的密室里谈了三昼夜,最后草拟《抗日救国协定》。协议文本由宋子文先行带回,蒋在南昌翻看,眉头紧皱,但未推翻。陈果夫试探:“要不要删掉‘联合政府’四字?”蒋合上文件,轻声说:“不删,先留着。”那一刻,他实际上已经默许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雏形。
接下来局势急转。12月“西安事变”爆发,张学良、杨虎城把蒋介石软禁在临潼华清池。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,宋子文首当其冲。他飞抵西安,带来蒋手书,愿意与中共停止内战共赴前线。周恩来面对昔日旧识,只说一句:“今日之局,生死相系,愿勿食言。”宋子文无言以对。事变和平解决后,蒋被送回南京,国共正式宣布停止军事对抗。毛泽东的那封二百字信,可算起点。
蒋为何当初会笑?多年后宋子文在香港对友人回忆:“老蒋笑的是自己走到这一步,还得靠润之的信给他台阶。”这话颇有戏谑,却点破真实心境:内外交迫时,一封措辞犀利又不失礼节的来信,既给了蒋借口,也给了他压力。“笑”不过是面子工程,背后是一场绞痛。
值得一提的是,毛泽东在信末写下“风雨同舟”四字,宋子文特意用红笔圈出,批在旁边:“真是看透了我们。”他明白,这四字既是邀约,也是警告——若不合作,风雨只会更急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宋子文主理对外借款,纵然外界讥他“腰缠万贯”,他仍四处敲门。有人问他图什么,他冷冷一句:“家国若亡,再多存款也只是废纸。”语气并不豪迈,却透着一种务实的倔强。
宋子文送信、蒋介石大笑、谈判艰涩、西安激变,看似偶然,实则脉络清晰。二百多字,一页纸,却撬动了华北前线乃至整个民族命运的走向。这不是传奇,而是被压力锻出的现实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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