股票配资线上原因无外乎两点——第一

“二月底以前，名字必须给我。”1949年1月20日深夜，浙江奉化溪口的灯光彻夜未灭，蒋介石盯着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却透着不容置疑。毛人凤弯腰应声，心里却比窗外的寒风还凉——这一次，名单不止关系他个人的升降，更关乎即将崩塌的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底线。

回到上海寓所，毛人凤把所有来访统统挡在门外，屋里只剩一盏孤灯和满桌的纸。过去十多年，他对各路政敌的档案了如指掌，如今真正要落笔，却发现这张纸沉得像铅。第一个被写下，紧跟着是龙云、白崇禧、柳亚子……直到第八十四个名字落定，他才放下笔，嘴里喃喃：“该交差了。”

两天后，名单送到溪口。蒋介石翻了几页，眉头微动，随即提笔，刷刷又添上三人——、杨虎城、宋庆龄。毛人凤愣住，他原以为对付“西安事变”的两位主角已经够狠，没料到蒋介石连与自己结亲的宋庆龄都不放过。“你还有菩萨心肠？”蒋介石冷笑一句，毛人凤忙把头低得更深，再不敢吭声。

张、杨之仇，蒋介石积郁十二年，添上他们并不出奇；宋庆龄却是个特殊符号——孙中山遗孀、的亲姐姐、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望。蒋介石自知一旦动手，必将遭致舆论冲击，可在他眼中，“孙夫人”与中共走得太近，是更大的威胁。对蒋来说，政治算计永远高于婚姻与师门情分。

毛人凤得令后，再次召集心腹。有人提出：最好在上海沦陷前制造车祸，规避后患；也有人主张：干脆送宋庆龄去台湾，软禁终身。几番权衡，毛人凤决定“两手准备”——一面在法租界周围布点监控，一面悄悄接触宋府医护人员。此时的上海表面仍灯火通明，实则暗流汹涌：军统、中统、地方帮会、日本残余特务、苏州河北潜伏游击队，各怀鬼胎，却都紧盯着同一个目标——时间。

二月下旬，李宗仁发布“第一号总统令”欲放张学良、杨虎城，蒋介石在溪口气得掼杯。对他来说，李宗仁不过是“看门人”，竟胆敢碰自己的死敌。偏偏军统握着人犯生杀大权，李宗仁吆喝再凶，也只能干瞪眼；对此，上海媒体一片讥讽。毛人凤的信心却因此大增：蒋仍旧手握刀柄。

进入三月，国共双方谈判几成破局。毛人凤的手下摸清宋庆龄的行程——每周三下午，她必从莫理循路旧居乘车至永嘉路拜访友人。沈醉飞抵上海，带来一辆改装德国轿车，挡风玻璃加装双层钢板，只等信号。“车祸方案”似乎万事俱备，偏偏指示始终不下。毛人凤不敢催，只能暗暗揣摩：或许蒋夫人宋美龄发话了？

果不其然，四月初，蒋介石派人带回口信：暂缓行动。原因无外乎两点——第一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正在上海活动；第二，宋美龄亲自向丈夫摔门抗议：“要杀姐姐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”这句话虽未必真让蒋介石忌惮，却足以让他再掂量：若真出事，谁来担责？

短暂的沉默并不代表取消。五月，解放军逼近江南，蒋介石命蒋经国携船队抢运物资，毛人凤则接到“留在沪上，伺机而动”的新指令。此刻的上海已无法无天：枪声、走私、金融风潮混作一团，谁死在夜色里几乎无人关心。毛人凤判断，这就是“最好的乱局”。他同侄子毛森商议，准备在城防骤紧、交通管制混乱时动手，再嫁祸共产党炮火——听起来天衣无缝。

但计划在最后关口再一次搁浅。5月24日，宋美龄从南京飞抵台湾前给蒋介石打去越洋电话，只一句：“阿姐若死，天下皆知你我夫妻。”与此同时，孙中山长子孙科也表态：不得侵犯国父遗孀。多方压力叠加，加上上海随时可能全城接管，蒋介石最终拍板：“行动暂停，原地待命。”这四个字传到上海，毛人凤长舒一口气，却又隐隐恼怒——功业飞了。

27日拂晓，解放军旗帜插上外白渡桥，上海宣布解放。毛人凤一边销毁密令，一边坐最后一班船南逃。几天后，他抵厦门，随即空运台湾。那张写满八十七个名字的纸被他亲手焚毁，只剩灰烬飘散海风。蒋介石问起进展，他只答：“时机未到。”从此再无人敢提“暗杀名单”三个字。

事后回溯，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迟疑也是一种政治本能。张、杨在大陆仍被囚禁，杀与不杀之间，至少还留有转圜；宋庆龄则不同，她是国际舆论的窗口，一旦倒在夜色里，国民党最后的形象将随之坍塌。蒋介石不是不敢杀，而是算计代价。换句话说，在1949年那场风雨飘摇里，蒋介石与毛人凤的“菩萨心肠”并非出自慈悲，而是出自利益。

有人问：名单若全数执行，会不会改变历史？答案显而易见——国民党败局已定，暗杀充其量只会多添几笔血债。真正左右战局的，不是几颗子弹，而是民心、武装与经济实力的天平。1949年5月，上海的钟声敲响，宣告一座城市的易手，也宣告那张名单沦为废纸。